影响我人生的清华体育 | 邓亚萍：第二段体育人生

豫卜

清华大学的求学时光，是我第二段体育生涯的开始。



很多球迷朋友熟悉的是我作为体育人的前半部分：从1988年到1996年奥运会，总共18个世界冠军的乒乓岁月，以及我是目前乒乓球史上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可能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从1996年退役后来到清华园求学，这不仅标志着我的职业生涯的转型，也是我对“体育”二字产生新的理解的开始。



退役前的焦虑



在此之前，我已经打了17年的乒乓球，距离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也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有过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同时也落下了一身伤病。在另一方面，我既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的受益者，又是一个“叛逆者”。



在来清华之前，我更多从事的是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



从我小时候练乒乓球开始，我的目标就很清晰，那就是要拿冠军。



中间自然经历过很多波折，比如身高矮小、技术被针对等等。但最终的目标一直没有变过，国家队里，教练鼓励我们要为国争光；比赛场上，我们要做的就是研究对手、打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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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只有那一个。尤其对于咱们中国乒乓球队来说：拿亚军，就意味着失败。所以当年岁渐长、身体充满伤病时，“体育”二字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压力。不能输、不敢输，类似当年女排五连冠时所面对的压力一样。



退役，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选择。但我想做些不一样的决定，在退役前，我就一直在思考“叛逆”。



在体工队年代，在举国体制下，之前的中国运动员退役最多的是两种选择：从政、从教。要么是进入体育行政系统，成为一名优秀的官员；要么是成为一名教练，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人才。此外还有像李宁一样投身商业的代表，又或者更多的运动员退役后艰难转型、难以融入不断变化的社会。



但是我却发现，当时国外的运动员退役后，似乎能有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生，他们“退役”但不“退休”，无论是做公益还是做商业，做投资还是做实业，都能继续一段不同的人生。



因此在我退役前，我对未来的构想其实是和体育关系不大的。我想要的是某种和体育完全无关的选择，总觉得需要补足自己在文化教育上的短板，这样才能更适应21世纪。



结缘清华



我跟清华结缘，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时间是1996年，地点是隔壁的北大。



当时，央视搞了一个乒乓球擂台赛，第一站在北大，擂台赛中间，我在休息室里遇到了国家体委伍绍祖主任和北大陈佳洱校长。



伍主任问我：小邓，听说你想退役，退役后有什么打算呀？



我说：我想去读书。大家都说运动员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想证明给大家看，运动员读书也没问题。



陈校长立马表态：读书好呀，欢迎你来北大学习。



伍主任打断陈校长说：不行不行，你要去清华！



原来，伍主任是清华工程物理系的老校友。就这样，我被推荐到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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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体育精神



当我来到清华大学后，我反而看到了“体育”两个字的另外一面。



首先让我意外的，是学校对于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原本以为学校里应该是书卷气十足，却没想到四处都是在跑步、打球的同学。



咱们学校不是还有个外号，叫"五道口体校"吗？我入学的时候，本科生要求男生3000米、女生1500米必须合格。而老校长蒋南翔的那句“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更是无处不在。



慢慢地我发现，在清华园里，“体育”两个字并不等于“比赛”，也不等于“输赢”。



几年前有篇文章，名字叫《清华大学教授：孩子最应该学好的是体育课》，很多家长、搞教育的都在转发。作者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原院长李稻葵教授。李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国际上有些领导人和商界精英是职业或业余体育运动员出身！西方的精英大学也注重培养有运动员背景的学生。



不仅仅是李教授，我的很多国内著名教育家朋友，也都多次跟我表达过对体育教育的重视。他们甚至说：不懂体育就不懂教育。



国外有句谚语，Sanity lives in healthy body，健全的精神寄于健全的身体。



国外教育体系之所以重视对学生的体育教育，是因为体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体育不仅是强健体魄，更能塑造自信心、纪律性、坚韧性、团队合作等品质，让人更懂得尊重对手、尊重观众、尊重规则，既要善于团队合作又要勇于担当，既要善于竞争又能在困境中学会忍耐和坚持。



这才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第二段体育人生



这种理念的转变，让我慢慢迎来了自己第二段的体育人生。



改变首先发生在我的学习之中。我发现，自己多年的体育训练，并不是让我变得“头脑简单”，反而让我在学习的毅力和方法上有了自己的优势。



以背单词为例，每天早早起来死记硬背，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个折磨，但对从小负重训练的我来说，并没有很高的门槛。我刚开始学英语时，进度缓慢、口音也不标准。但我发自内心的并不焦虑，因为再难也不过如此，以前乒乓球训练时，哪个技术动作没有历经千锤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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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多年的体育锻炼，在学校里反而成为了我学习的助力，成了我的独特优势。



所以并不是四肢发达就会头脑简单，相反对一个成功的运动员而言，头脑发达同样是竞技体育成功的必要条件，没有快速的反应能力、学习能力、控制能力和抗压能力，是不可能获得比赛胜利的。



而这些能力，几乎是每个行业的通用技能。



当时的一位校领导鼓励我说，清华大学可以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不仅可以培养学霸，也可以培养某个专业突出、拥有某些特殊技能的人才。他还说，一般学校培养的是流水线上的学生，像我是上不了流水线的，但是清华大学有能力将我身上的独特潜质挖掘出来。



所以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首先感谢学校的是让我能放下对于体育的偏见，让我能发现体育人生对我人格、性格的正面影响。



放下了对“输赢”的执念和焦虑后，我以一种新的身份和“体育”重新走在了一起。我变成了体育的推广者。



后来，我很荣幸参与1993年和2001年两次奥运会的申办工作。在2001年申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在国际奥委会工作，接到任务时我正在英国留学，组织上要求我利用各种场合、找各种机会来做委员们的工作，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了解中国、了解北京。于是我和同事们一起，不仅要去世界各地游说奥委会委员，还带着他们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倾听中国人民对奥运最朴素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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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在北京一个商场里，一位售货员大姐认出我后，拜托我一定要申奥成功。原因是申奥成功后，她家的老房子就可以拆迁，自己也住进更宽敞的新房子里。



这样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体育在另一个维度里，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也帮助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看到了体育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



最终北京奥运会于2001年7月13日申办成功。



现在的生活



可以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我的人生和体育反而更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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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申奥，还是后来的做公益、做投资，都和体育密切相关。我和妇基会共同发起一项公益项目，就是在乡村建立体育室，帮助更多乡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用体育让他们身心更加健康。



在清华大学的经历，更让我确信了一点：不仅知识能改变命运，体育同样也能改变命运。未必是要在那里找到新的世界冠军，而是期望通过体育来培养孩子们对规则的尊重、对激情的热爱，增强孩子们挑战自己、挑战更高更快的信心。



如今，我的儿子也在练习打乒乓球，前段时间刚刚拿到北京市青少年男子单打第一名的好成绩。2020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疫情期间，儿子没有到学校上学，我也不能出差，基本每天都会陪着儿子打三个小时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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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同样不是要培养他成为专业运动员或者进入国家队，而是我坚信“体育之效，在于强筋骨、增意志、擅竞争、耐高压”。时间长了，我相信儿子自己就会发现，打乒乓球的苦不会白吃，他自己会有更强大的自控能力和执行力。



回首过去的20余年，从退役到毕业，从商业到公益，我走下的每一个脚印，都和清华园有难解难分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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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不再等于金牌，而是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成了我内在坚守的理念和信仰。



所以究竟什么是体育？体育之于清华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马约翰教授的这段话，是最好的注解。他说：“体育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格，补充教育的不足，教你们注意自己，培养一种实干的精神，负责任，帮助别人……体育是培养人格最好的工具。”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清华体育精神。



来源：邓亚萍 清华校友总会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