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新都区位于成都市北部,号为“香城”,以满城桂花清香、翰墨书香和宝光寺佛法禅香闻名于世,现在又以其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作为成都北部经贸中心的发展而更具活力。
桥廊相连、楼阁呼应,还有醉人的荷花清香萦绕,这大概是最常见的园林胜景。新都的东湖,因水系经营方式的不同,则显得更加隽永别致,园中的拱桥、回廊,布局紧凑,但是在大片的荷塘映衬之下,却显得曲折有序。园中还有一座城霞阁,据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楼阁内,即可观赏晚霞落日,并欣赏到夕晖透过树隙洒在湖面上以及晚霞与湖水辉映形成的波光粼粼的情形。
名人显宦利用出任地方官吏之便,在衙署之旁已有的郡圃基础上所经营的衙署园林,在之后的传承中,许多演变成了崇祀名宦乡贤的纪念性园林,新都新繁镇的东湖也不例外。 因为保存了唐代全部遗址和部分园林风格,东湖曾经被业界专家视为“建于唐代并有遗迹可考的中国少数几座古典人文园林之一”,不过学界一直对这种说法存在争议,有人甚至认为东湖是清代的园林。不管哪种说法更为确切,与目前川西一带有遗迹可考的唐及唐以前的古典园林房湖、桂湖、文君井、临邛公园、留春苑等相比,新繁东湖的山水经营确有独特之处,山水佳绝,布局精巧,园内的清代园林建筑也基本完好,称得上四川地区最具风水意识的古典名园。
新繁东湖之所以被人们视为文化园林,除了因为园林的悠久历史外,还有园内楼台亭阁等20多处清代建筑,和历代名人学士留下的无数诗文、匾额、碑林和书画作品。在这个著名的“古蜀名园”中,重建于清代的建筑之内,皆有碑刻、楹联,诸如“会昌之政几致中兴”、“镇危疆、保境安民”等,大都深寓蜀人缅怀先贤和历史功绩的美好情愫。这些极具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掩映于古木名花之间,让整个园林显得愈发迷人。
东湖是雅士云集的文化园林新繁镇原本是新繁县治所在地,上世纪60年代才并入新都县。新繁镇成镇的历史很早,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蜀王杜宇就设立了繁邑。作为秦统一六国后归蜀郡管辖的郡县,新繁镇的名士之多让人诧异。据资料统计,从隋唐开科取士至清末,这个镇共考取了43位进士、215位举人,另外还有留学生37人。如今的东湖,能够被看成四川地区乃至全国现存最早的唐代人文古典园林,即与这种崇文敬学的文化民风相关。 东湖园林是唐代名相李德裕主持开凿修建的,据五代仁寿人孙光宪(896—968年)所著的《北梦琐言》记载:“新繁县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李德裕平生喜好园林,而且深谙造园技艺,堪称唐代造园专家。据说他在洛阳龙门西也造过园林,但后来都毁于战火。而他在新繁衙署之东凿湖植楠的事迹,不仅为历代文献所载,也有这座实实在在的东湖园林见证着。 自李德裕凿湖建园以来,东湖一直归县衙所有,经营管理上也是由官府负责,历代邑令都把这里当作上司同僚宴游之所,所以维护上也非常精心。到了宋代,东湖景观已经蔚然大观。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在新繁任知县时,曾经宴请繁县学子共游东湖,并作《东湖瑞莲歌》盛赞东湖湖光山色之美,王益的好友、刚刚进士及第的梅挚,亦作《和王益新繁县东湖瑞莲歌》,不仅描绘了东湖瑞莲美景,还介绍了才子云集、椽笔交辉的游宴盛况。 到了近代,四川地区盛行游园,偏居新繁一隅的东湖,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人。新繁知事陈供赞遂于1926年主持对东湖进行了扩建,把东湖西面、衙署以北的仓库空出来划归东湖,并对其中的建筑做了整修,最后统一命名为“东湖公园”,对民众开放。近代诗书画家赵熙返回故乡广安,曾经专门游历新繁东湖,他看过各个历史时期文人学士遗留在东湖园林的大量诗文、匾额、书画作品之后,也留下了一副《题新繁东湖怀李堂》的对联:千古乡风繁县好,万花湖水相公游。以此称颂新繁自古以来乡风民俗的淳厚,和东湖在历史上接纳学士相公等游憩的热闹情形。 东湖是最具风水意识的园林东湖园林在最初修建时,仿效的是京城格式。园林进门处即有城门、城楼、城墙,还有护城河。而在庭院之内,则用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全部表现手法,庭院里设有楼台亭阁、假山和水榭花园。 进入东湖园林,不远就是玲珑剔透的假山,假山的造型疏密有致,其上花草繁杂,苔藓斑驳,咫尺山林,又有移步换景之妙。 东湖面积并不大,园内却有大小18座桥梁,涉及平桥、折桥、拱桥、廊桥等多种形式,桥的跨度与形制都比较小巧,比如溪流之上多为单孔桥梁,而且都是以红色砂岩打造的平板石桥居多,可惜现在桥面大多换成了水泥铺设,少了一些古朴之意。 如今的东湖园内,还有纪念唐李德裕、宋王益(王安石之父)、宋邑人梅挚的“三贤堂”遗址,如今的“三贤堂”遗址,是清同治年间主政新繁的程祥栋重建的。据记载,“三贤堂”原来应为文饶堂,也就是卫公堂,是北宋中期东湖旁出现的最早的纪念性建筑,到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新繁知县沈居中以堂宇偏小不称为名,把它迁建到衙署东边、东湖南边,并扩大了规模,同时为纪念李德裕、王益、梅挚等三贤,命名为“三贤堂”。这次重建其实改变了建筑的性质,把原来的李德裕专祠变成了邑人追思乡绅名士、思贤励己的乡贤祠。 此后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嘉庆元年(1796年)、同治二年(1863年),新繁的主政官都先后数次重修三贤堂,并对东湖的桥、亭加以整理,使整个东湖面貌焕然一新。从昔日的《东湖四景诗》与《东湖八咏》中,可以看到当时东湖园林的状况:园外导护城河水以灌园,园内湖山怪石耸立,游人问水寻山不疲。蝠岩下茂林修竹,苔碧 草绿,高柳晓荷,芳翠扑人…… 除新祠古堂外,诗中还记述有小阁、夕阳亭、花径蓬门、画桥、曲栏等游憩性园林建筑。“堂外有亭翼然,亭外有池清然,池中植荷灿然”,游人或敲棋局,或理钓丝,无不以身入画,尽显闲愁。 同治二年(1863年)主政的程祥栋在旧址之南重建三贤堂的时候,又在内外两湖之间重建了五楹正厅怀李堂,自此,怀李堂成为东湖的主体建筑并延续至今。怀李堂的建筑是平房青瓦,回廊有些拥狭,但这些建筑却以“借景法”扩展了“咫尺园林”的意境。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园林,东湖几经构建,成为盛设亭台楼榭、建筑秀丽、山耸水绕的人文胜景,但是园池的地形地貌和富于变化、却又层次分明的湖池水系,却基本保存完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结合现有文献及新繁治所、城阙所在的位置等信息来看,李德裕昔日所凿的东湖,应该就是今天怀李堂为中心的前后两湖。湖中仅有一岛,岛左右环溪,前后临湖,向南隔湖正对凿湖取土堆筑的大假山,也就是今天的蝠岩,北边依附的就是建于隋代的城墙。 这种安排,显现出了造园人摹山范水的造园意识和对水系的用心经营,也是园林山水结构与城市整体布置互为依靠,相得益彰的风水格局。一千多年过去了,因了这种古典园林的风范和那些历史人物的存在,从岁月深处走来的东湖,始终保持着文化名园的特色,而且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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