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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为科技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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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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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7-1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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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为科技插上翅膀
燕山南麓,北京怀柔。
风从四野吹来,拂过一望无际的玉米田,发出萧萧瑟瑟的声音。
王中林在北方农村长大,这样的景象他并不陌生,但这一刻的感觉却如此不同。
他那年51岁,简历上连缀着一串欧美顶尖高校和实验室的大名,接连斩获过美国显微镜学会巴顿奖章、美国化学学会S·T·L奖金、美国陶瓷学会普帝奖及埃瓦德奥顿纪念奖、美国材料学会奖章和美国物理学会詹姆斯马克顾瓦迪新材料奖,是世界少有的集齐美国五大学会奖的学者。人们介绍起他来,总是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闪光的头衔一个接一个。
但此时此刻,他脚下这片荒朴的处女地,看不出一丝现代科技的气息,仿佛出走半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某个起点。
有人把这块土地托付给他,同时交到他手上的,还有一个“100个人听了,99个说干不成”的计划。
转眼间,10年过去了。从2012年到2022年,这片土地早已沧海桑田,昔时的青纱帐,变成了今日的红砖墙。一座崭新的科研机构矗立在怀柔科学城: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将相故里,寻常人家
1961年,王中林出生在陕西渭南的蒲城县。
这是个小地方,但是古色古香,文物遍地。春天一来,满城梨花胜雪。小地方的人毫不妄自菲薄,他们管自己的家乡叫“将相故里”,那“一将”是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杨虎城,那“一相”是“以尸血谏”道光皇帝的清代名相王鼎,都是硬骨头。
王家是县城里再普通不过的一户人家,父母都是务农出身,家里子女5人,上面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最小也得宠的就是王中林。
谈起双亲,王中林最先想到的词是“勤劳”“豪爽”“正派”。在他的记忆里,父母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干活儿,一忙就是一整天,几乎没有消闲的时候。父亲后来做了工人,还学了一身酿酒的手艺,一个月30多块钱的工资,在乡里乡亲间俨然也是“高收入”了。
每到父亲领工资那天,母亲总要抢先把钱掏出来——“不然,只要他在街上逛一圈,这钱可就没有了。”王中林笑着回忆道。谁家的孩子交不上学费,谁家的老人要看病,老王只消听到一句,就忍不住慷慨解囊,“常常忘记我们几个孩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对外人慷慨大方,对自己家的孩子却是格外苛刻。小时候,父母常把他们兄弟姐妹叫到一处,教训他们绝对不许乱拿别人家的东西,“不然就把腿打断!”
5个孩子里,王中林出生的年景是最糟的,赶上3年自然灾害,打从娘胎里就弱小。但他的年岁又是最赶巧的,前面几个哥哥姐姐都没念下去书,唯独他在最合适的年纪,赶上了全国恢复高考。
回顾中小学时光,有一半在田间地头度过。小学时候,就得端着沉甸甸的砖头,走上3公里,从砖厂搬到学校去垒桌子;从初中开始学工学农,要把农民不愿意种的45度坡地都改造成梯田。每到中午,满头大汗,口焦舌干,班里50多个半大孩子,就传着一只水瓢,你一口我一口地分水喝。
这样成长起来的王中林,15岁时体重才81斤。严重的营养不良,让他稍一运动就容易头晕。即便这样,他在下地干活儿的时候也从不偷懒。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没想过念书,也没想过会有上大学的机会。心里只有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信念:“学什么,一定要学到最好;做什么,一定要做到最好!”
命运转弯的那天,乍看来平平无奇。刚刚跑完早操,老师从县城南边拿回来一套卷子,说要来个突击考试,测试测试大家的水平。那是一份化学卷子,王中林考了85分,全年级第一。老师一看,说还可以呀,那我们的学生还是有希望的。
从那时起,全校开始了如火如荼的高考备考突击:突击数学、突击化学、突击物理、突击政治。语文突击不了,是个慢功夫,就一点一点地跟文言文死磕……1978年,17岁的王中林一举告捷,考上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他的志愿表没填物理——“我看到周围的物理化学老师都挺清贫,就想咱可不干这个。”他精心选择了认为“最时髦最热门”的计算机专业。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他的物理成绩太好,学校就把他调到了物理系。
王中林后来常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个选择。”似乎忘记了这个选择并不是他自己作的。时隔多年后他感慨地说:“一个人作的选择最开始并不一定适合自己,但要通过努力把它变成最正确的选择。”
生如候鸟,学海飞渡
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王中林遇到了几位难忘的恩师。
一位姓胡的女老师,解放前做过地下党,带着学生做物理实验,也攒着一股老革命的认真劲儿。如今王中林脸上的两个近视镜片儿,右边要比左边厚一些,就是当年总睁着一只右眼做光学实验的后遗症。
还有一位教原子物理学的刘老师,北大毕业生,站在讲台上可谓神采非凡,讲话中气十足、抑扬顿挫。他不看书,也不看教案,信手就能写出满满一屏漂亮的板书,一步一步地推导,把物理公式背后的意义解析得清清楚楚。台下的王中林总是被这一幕深深地吸引。
做毕业设计时,王中林特地去找了这位刘老师,课题是关于塞曼效应的。期间王中林意外发现,一本英文量子力学教科书里的一个公式似乎出错了。“不可能吧”,刘老师最初还有些不敢相信,拿着王中林反复推了3遍的手稿回去研究。两天后,他郑重地说:“中林,你推的是对的。”
在王中林的毕业论文上,刘老师写下评语:“此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短短的一句话,在日后的漫漫人生中不断地激励和鞭策着他。
讲到这里,王中林走向书橱,抽出几本大学时代的笔记本。这些精心保存的本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笔记,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扉页还用漂亮的艺术字体写下了标题。“还有这本——”王中林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本厚厚的书,书皮是1979年的老报纸,包得四四方方有棱有角,“这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有名的数学书——苏联数学家吉米多维奇所著的《数学分析习题集》。我只有这一本,没有讲答案的那本。”整整5000道题,他都认认真真地做过了。
1982年,王中林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考取了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CUSPEA)项目,也成为那年西北5省中被CUSPEA录取的唯一一人。
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5万名学生里,只有不到10名来自中国大陆。置身于陌生的花花世界,王中林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从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到实验室中先进的设备……还没来得及兴奋,一种难以形容的紧迫感便攫住了他:“我这才知道,咱们国家还差得很远,我们有幸被派出来学习,就一定要学好!”
他开足马力,仅用了4年时间就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打破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该专业自成立以来的纪录。
在这里,王中林的导师是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鼻祖,J.W. Cowley教授。当时Cowley教授年纪已经很大了,还在坚持亲自做实验。每个周日的早上,他一定待在实验室里,所有学生都默契地不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他。再后来,他的手开始颤抖,把3毫米厚的样品放在显微镜上,要重复好几次。
“Cowley教授对科研的热爱,深深感染了我。”王中林说。这种热爱表现得非常具象:每个周末做实验的那段时光,就仿佛Cowley教授留给自己的一份礼物,没有什么能把它夺走。
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后,王中林又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博后。受科研条件的限制,王中林把重心转移到理论研究上。他一股脑把电子成像和散射领域近50年来的理论全部看了一遍,发现不乏矛盾错漏之处,便萌生了自己写一本书的念头,这一年,他才27岁。
7年后,黄色封面的大部头《电子成像和衍射中的弹性和非弹性散射》英文书籍正式出版。这本书被媒体誉为“具有卓越成就的经典之作”,欧洲读者甚至直接给它取了个昵称:“Yellow Bible(黄皮圣经)”。
王中林的下一站,是全世界显微学做得最好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一年之后他又回到美国,去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之后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提前晋升为正教授。2000年,39岁的王中林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创立了纳米科学和技术中心,并出任该中心的主任。
在国外的那些年,王中林就像一只迁徙的鸟,不停地从这里飞到那里,从这一站飞到下一站。搬家成了家常便饭,拿几个纸箱,锅碗瓢盆一装,胶带一扎,飞机一托运,就走人。家人抱怨的时候,他这样说:“不是我选择了这种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我。”
“我一直在追求对科学的梦想,哪里能实现我的目标就去哪里;在一个地方学得差不多了,就换一个地方继续学。这一路上,我看了很多,学了很多,所以我这一辈子,从理论到实验,从基础到技术,想做的都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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