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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世纪》杂志 | 郑怀颖:我所经历的“乒乓外交 [打印本頁]

作者: naoxin    時間: 2021-5-26 16:56
標題: 《世纪》杂志 | 郑怀颖:我所经历的“乒乓外交
《世纪》杂志 | 郑怀颖:我所经历的“乒乓外交


”编者按:1971年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首轮比赛中,初次亮相世乒赛的郑怀颖爆冷击败上届世界冠军日本队名将小和田敏子,一战成名;在4月4日中国队乘坐大巴从训练场前往体育馆时,她亲眼目睹庄则栋打破沉默,走向搭错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并赠送织锦的历史一刻;1972年初,在首都体育馆挥拍为访华的尼克松表演,4月由周总理提名,入选中国乒乓球访美代表团,在白宫受到尼克松接见,并留下珍贵合影。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本刊刊发亲历和见证中美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的高光时刻的郑怀颖女士口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金大陆研究员和上海体育学院王於竞教授共同采写的《我所经历的“乒乓外交”》一文,以资纪念。一、非常年代偷偷练球,盼望早日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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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代表福州五中参加1964年和1965年全国女子少年比赛,取得冠军后,从学校调入国家青年队的。没有经过省市的专业训练,直接进入国家青年队是很少见的。在训练中,我属于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非常努力和刻苦,技术进步很快,因而也成了重点培养的对象。我心里也盼望着能早日为国争光。
但是,只经历了大半年的正规训练,“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特别是1966年8月份以后直至年底,一个是批判所谓“尖子队伍”“修正主义苗子”,领导也靠边站了,教练也不管事了,弄得队里乱糟糟的;一个是红卫兵大串联,体育馆里住进了许多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有的还是很小的初中生,天已经很冷了,我们还去给他们送饭菜呢!即使处于这样的情况下,因我在队里是小队员,也不怎么掺和事,就经常约同期进队的张立去偷偷地练球。
运动开始的时候,乒乓球队都是“老保”。因受社会上的影响,庄则栋带头“造反”后,队里也分成了两派,写写大字报,跳跳“忠字舞”。我基本上属于“逍遥派”。因食堂的大厨们也宣布“造反”,我们的运动员灶也就停掉了,天天都是大白菜炒肉片。恰巧认识了一位清华大学的老乡,他帮我们两位福建籍的运动员搞了两张回福州的串联火车票。哪知福州也在打派仗,还时常听到枪声,两个多月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后来听说“复课闹革命”了,我们要坐火车从福州到北京。青年队是不带薪的,只有10元的津贴。国家队名义上属北京体院运动系,等于跟大专院校沾一点边。于是,我俩就一大早去排队,试试到指定的地点登记办票。办票的人一听是郑怀颖(那年我获得全国女少年比赛冠军的时候,从火车站到学校是坐着敞篷车,一路敲锣打鼓地欢迎,名气可响了),我很自然就享受了学生的待遇,办票回到了北京。


二、重要的信号,乒乓球队回归国际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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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不久,进驻国家体委的先是军训团,后是军管会,当然也搞“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后因周总理的关心,要求从大局考虑,国家队恢复了半天训练。我对批斗冲杀不感兴趣,所谓政治学习也是每人拎个水壶泡杯茶,读读报纸聊聊天,东拉西扯很浪费时间。我进队时15岁,那时大概十八九岁。对乒乓球运动员来说,这个年龄段是提高最快、最能出成绩的时候,你看庄则栋、李富荣在这个年龄段打得多好!所以,有训练太高兴了,尽管只有半天时间,我是非常珍惜的。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不管革命不革命,球不能丢,球练好了,将来还有走向世界的机会。

那时我的教练是朱人龙,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腿部弹跳力强,步伐活,快攻技术好,小球略差一点。每次训练完后,他就陪我打搓攻,打低球突击,进步非常明显,包括对一线主力不仅能够打了,还时常能赢球。后来朱指导回省里了,就由马金豹教练带教我。有一次,我在队内比赛中赢了李莉,李莉是技术上升期被耽误的主力。梁友能教练感到很新鲜,像出了新闻似的在食堂里说呢。还有一次我赢了李赫男,领导在北京体育馆搞队内公开比赛时,故意安排我再跟李赫男打一次,结果竟又赢了。领导就是用这种办法激励年轻队员。有次比赛我打得很出色,先打小组循环后打淘汰,我取得了全场冠军。有球友在看台上观战,说我一板一个打得特别准,送我一个称号叫“郑一板”。
至于第29届和第30届世乒赛,世界冠军中国队放弃参加,有些比赛的消息也会通过“小道”传来,男女单打冠军全是日本运动员,男子29届是长谷川,30届是伊藤;女子29届是森泽幸子,30届是小和田敏子,真是一届比赛出一个人。你说中国运动员是什么感觉?心里会怎么想呢?反正我是挺想去打世界比赛的。但在大批判和接受改造的氛围中,没有人敢提这桩事,提了反而会遭受政治上的猜疑。听说容国团指导就曾表达过这个意思,很快就被否定了。他太正直了,也就太失望了,他的不幸应与此有关。其实,容指导离世那一天的下午,我跟徐剑琴去练球,一般四楼的球房没人去的,因我俩属悄悄加练就上了四楼的楼梯,刚拐弯进球房,里面没开灯,黑咕隆咚,这时容指导走出来了,把我俩吓了一跳!我问:容指导,你怎么跑这来了?他说,我过来看看。我们觉得有些奇怪,但没有在意,更没有往深处想。粉碎“四人帮”后,领导让我去整理过一些材料,我见过容国团写的那张皱巴巴的纸条:“我珍惜我的名誉胜过我的生命。”这是容指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0年6月,尼泊尔举行王子结婚庆典,周总理便批准中国乒乓球队出访尼泊尔。这不仅是“文革”以来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国,也是整个体育界的第一次出访,队内外的震动很大,报纸一登更是引起全国的关注。因为日本队也被邀请了,女队是林慧卿、李赫男、李莉等主力运动员带上了我。在与日本队的对抗赛中,我以3:1赢了日本的全国亚军今野安子。当时,带队的团长动员我们要以对付“军国主义”的态度与日本队比赛,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搭理日本运动员,打赢了才客气热络起来。此事被周总理批评了。总理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特别重视两国运动员之间的交往。
接着,1970年底,中国乒乓球队赴瑞典参加斯堪的纳维亚比赛,这是世乒赛以外最重要的赛事,这就是向世界宣布:中国乒乓球队回到国际舞台上了。毕竟4年没跟欧洲的运动员交手,男女队的主力全去了,年轻的则是我和张立。结果,女队优势依然明显,我参加的单打、混双项目没有输外国人,打进前8名后,都让给自己人就完成任务了。但男队却遭遇了瑞典、匈牙利、南斯拉夫等选手横拍两面弧圈打法的冲击,男子团体、单打都丢了。
此刻,离31届世乒赛已没有多少日子了。三、赴日参加31届世乒赛,虽遇波折终成行。总理亲自点将,让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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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初,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飞抵北京,讨论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事宜。后藤钾二认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是不圆满的。在周总理的关照下,两国乒协签署了协议,并向世界公布了中国队参赛的消息。
其实,此时总理也指示球队进行学习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不能与世界隔绝,举双手赞成参加31届比赛,并将讨论意见上报给总理。这时,队里的训练紧张而热烈。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成长,总理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许多事情都亲自过问。大概我在尼泊尔和瑞典打得挺好,总理在听取体委领导汇报时说,这次31届应该有郑怀颖吧。对于周总理的亲自提名,我非常激动。这是总理对我的最大关怀和鼓励。我作为年轻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虽然不知道会打成怎么样?抱着努力拼搏的想法准备出征,心想一定不能辜负总理的期望。
正在这当口,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因柬埔寨发生政变,金边当局要派出运动员参加31届世乒赛。留在北京的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则希望我们放弃参赛。那天是3月14日夜晚,根据总理的指示,全队突然被叫起来集合,由负责亚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主持讨论“去,还是不去?”的问题。会上发生了争论,包括庄则栋也以为情况变化了应该“不去”,但坚持“去”的意见也是很强烈的。我这个年轻人不便发表意见,主要听老队员们说,但心里肯定是要“去”的。最后,总理听了韩念龙的汇报后表示:我们遵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乒球赛,并当场用铅笔给毛主席写了报告,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此处参《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444页)。同日,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处参《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373页)。接着,全队在体育馆南三楼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我们是抱着去比赛的思想,怎么还有献身的可能?原来日本的右派很猖狂。16日,周总理再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强调:到日本后,应注意对外宣传方面不要强加于人,比如是不是每人手里都要拿语录本,就值得研究;要克服和防止类似的形式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此处参《周恩来年谱》,第444页)。1971年3月20日,因当时中日间没有直航,总理亲自安排代表团取道香港,搭乘西德和加拿大的两架班机飞往日本。31届大赛中,我发挥得非常出色,在进前八的比赛中,淘汰了上届世界冠军日本的小和田敏子,为中国女队获得该项冠军扫清了障碍。

四、政治大新闻:庄则栋在班车上向美国运动员科恩赠送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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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届世乒赛爆出了政治大新闻,就是庄则栋跟美国运动员科恩的相遇。
那天,我也在车上。车辆是从训练馆到比赛馆,大概十多分钟的车程。科恩落单了,就上了我们的车,大家都知道他是赶去比赛的。他没有进来坐,就站
在门口那个地方,还可能有点尴尬。我坐在靠右的前排,清楚地记得庄则栋是从左边起身走上去的,并送了一个杭州织锦。因为总理交代我们:要通过乒乓球广交朋友。所以,我们总带点小礼品,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便于友好交往。科恩肯定知道庄则栋是三届世界冠军,激动得用手比划着。车上也有翻译,说了几句友好的话。庄则栋上去时,因为对方大概是美国运动员,曾有人提醒不要去管。庄则栋不管就上去了。当时,我觉得很正常,没什么可惊奇的。庄则栋就是这样一个人,且是队里的主力,世界冠军,自然挺有胆量,挺行的。我们年轻运动员不可能,没有这个资格和辈分。一定意义上说,他的行动也代表了整个中国乒乓球队。
班车一到站,底下已围了一群记者,一开门就有记者先上来了。日本记者的职业素养和通信手段真令人佩服。当时的中美关系很敏感,一个美国人上了中国人的车,这边开车了,那边已等待了。第二天,这个新闻上了日本各大报纸的头条。   我们代表团来日本参加31届世乒赛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参赛的人;另一部分是搞外交开会的人,以王晓云为代表,都是日本问题的顶级专家。大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听说美国队提出访华,事情报外交部后有“此事不宜”的说法。当时与美国隔绝了这么多年,想想也不可能啊。一次,代表团在宾馆住地的草坪上搞酒会,宋中副团长被叫出去,说北京来了重要的电报。原来是毛主席同意美国队访华了。这个电报真及时,稍晚一点,美国队就要回去了。大赛打完后,我们还留在日本访问,美国队去中国访问我们也去欢送了。我们作为参赛的运动员,注意力全在赛场上,对此事只是感觉新鲜,以为是一个小插曲。我还从技术角度想,美国队水平又不行,去北京玩玩,看看我们中国也不错,了解老百姓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没有高水平的思想认识,怎么知道会产生“乒乓外交”这么重大的政治影响呢!

五、为访华的尼克松总统表演乒乓球,受周总理提名入选中国乒乓球访美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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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71年第31届世乒赛的时候,中国已经在日本与亚非各国代表讨论下半年在北京举办亚非国际乒乓球邀请赛了。这是一次以体育为舞台的亚非大团结活动,所以搞得非常隆重。亚非运动员到中国来,打球游玩不要太开心呵。当然,官员之间也有许多外交事务。
31届比赛结束后,林慧卿、李赫男等功勋运动员逐步挂拍,我和张立等作为主力队员顶上来了。所以,11月打完亚非比赛后,我们立即就去参加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比赛,然后又访问丹麦、德国、英国,整整在欧洲转了70天,直至1972年的春节前才回北京。本来冬训是很紧张的,由于出访太疲劳了,马上又将过年,领导同意稍作休息调整,先回家过年。可临时哪能买得到票呢?结果通过队里的大夫,托站里的关系购到票。因不认识对方,取票就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广场上,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师傅拿着一串钥匙,想想多可笑!北京到福州的火车要走两天两夜,小年夜我才回到家里。大概31届打出点名堂了,邻居、亲友和同学都赶来祝贺,母校、文化宫、警队还约我打表演,我无法拒绝,可总得让我过完年三十吧。整个假期两周,记得是年初五,突然接到北京的加急电报:马上返京,要给尼克松打表演!这回程票怎么弄呢?恰巧铁路局邀我打表演,晚上9:30的火车,那就6点开始吧,打完表演赛,铁路局领导和球友们集体送我上车,给了我一张软卧票,弄得接站的队友好惊喜。此次是我在国家队近20年,唯一一次回家过年,而且只呆了5天。为尼克松打表演是在首都体育馆,总理亲自陪着观看。因为“乒乓外交”嘛,乒乓球总要上场的。我跟张立老搭档了,从1967年开始就经常下基层打表演,自然比较精彩。接着,就是尼克松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我以为此事跟我不搭界,因为美国乒乓球水平比较低,4月份我同时有访日的任务。表演归表演,比赛归比赛。我作为女队主力便一门心思准备出访日本。原出访美国的名单没有我。有一天我训练完毕在体育馆二号路上遇到教练周兰荪,他说:小郑你有好事了,总理点名让你去美国。后来才知道名单送到总理那里,总理批了“让有名运动员郑怀颖去”。这样,我就被加入到访美的行列中,年轻队员梁戈亮也加进来了。领导宣布代表团名单,庄则栋任团长,老运动员有张燮林、李富荣、林慧卿、郑敏之等,还有一些在队里勤勤恳恳帮助训练的运动员。
代表团有个副团长是搞外交的钱大庸。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美国,情况可能会很复杂,许多规范和尺度的问题都由他们掌管。新华社、新影厂和中央电视台都派人了,一位女记者还当场写了入党申请书。出发前,代表团开了几次会,不谈技术,主要从政治上考虑,强调遵守纪律,集体行动,遇事冷静;同时,要做美国人民的友好工作,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等。
 
六、美国之行大开眼界,花式表演一球打在记者镜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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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赴美国没有走巴基斯坦航线,是先从北京到上海,还在衡山宾馆住了一天,然后乘法国的航班经巴黎后抵达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去了白求恩的故乡,观看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真不知到美国会是怎么样?
1972年4月12日,美国派了一架专机来加拿大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以后,我们的整个行程都乘这架配备了空姐的专机。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站是汽车城底特律,欢迎的人很多,他们拉着横幅,尽管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还热情地挥着印有中国国旗的小旗子。我们在坐满了观众的厂房里,进行了访美的第一场友谊赛。接着,我们访问了威廉姆斯堡。这是一个保留了18世纪风格的小城镇,里面有风车、作坊等,人们穿着那个时代的大长裙,梳着那个时代的发型跟我们一起照相,真是很新奇。美方还安排我们在弗吉尼亚首府观看独立战争的影片,美国朋友是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历史。
4月17日,我们访问首都华盛顿,参观了一所中学和马里兰大学,并在两所学校进行了表演比赛。第二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玫瑰园会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也在场。1971年,我们的总理也在北京会见了他们的球队。当时,为了表示这是民间交往,只有教练员、运动员可以进南草坪。钱大庸等官员坐在外边。尼克松谈笑风生地与我们每个人握手,我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也留下来了。接着,我们又参观了白宫。事后,尼克松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刚刚问世的时尚礼品:一次成像的相机。很新鲜吧,我迄今保留着。19日,我们来到纽约。下午,就在联合国大厅进行了乒乓球表演,观众满满的,我曾在一个纪录片里看见后任的老布什总统也坐在那里,很高兴地看表演。那天,我和杨俊对林慧卿、郑敏之,攻削型的双打会有很多花套,赢得了很多掌声。在纽约,我们还游览了曼哈顿岛,登上自由女神像去照相,看到了120层高已经封顶的“双子楼”,感到很惊奇。可惜“9·11事件”中被炸掉了。我们在东海岸的最后一站是游览孟菲斯和密西西比河,那里的景致确实很漂亮。因在孟菲斯打表演时观众比较少,领导开会分析一路的情况,比较了与华盛顿、纽约等地接待的差异,要求我们保持清醒,不卑不亢,矜持一点,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24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专机飞到了西海岸的洛杉矶。因日程安排得太密实了,欧美人又不习惯中午休息,上午接着下午连轴转。我实在太累,参观好莱坞的活动就请假了。接待组自然安排了许多有趣的活动,看海豚表演时,领导还叫我下去跟海豚一起玩玩乒乓球,纪录片也拍摄了。记得有个细节很逗。美国记者一路跟随着我们,一次有记者让我用乒乓球打他的镜头,我随手一板“啪”很准!这记者服了,称赞中国乒乓“天下无敌”。现在有人打花式乒乓球,张燮林教练在视频中说,最牛的是郑怀颖!一球打在美国记者的镜头上。去迪士尼乐园时,两个米老鼠在门口跳跃欢迎,还每人赠送一块米老鼠手表。我被拉着去坐了过山车,从山顶上哗啦哗啦地冲下来,全车人哇哇乱叫。这些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新奇事物,算是开了眼界。想不到吧,我们从迪士尼乐园出来,是坐直升机赶往洛杉矶机场,再飞往旧金山的。旧金山华人多,有一千多人到机场欢迎,然后我们分四路去美国朋友家里吃晚饭。在旧金山,我们参观了农场、葡萄酒厂,农场规模很大很大,只有几个工人在干活,全部机械化操作,真是非常先进。我们也去了中小学和著名的密歇根、马里兰、斯坦福等大学访问,那里的小学生太快乐了,上课围着一张桌子像玩一样的。其实,美国朋友看我们也是很新奇的,也很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专机的空姐中,有一位年岁稍长些的会讲中文,她是台湾人。我们就时常跟她讲祖国的发展。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也曾发生右翼捣乱等不协调的事情。有一次在体育馆比赛,我们刚刚进场,主持人正介绍运动员的时候,后面就轰轰地乱起来了,还有人叫喊、扔东西。我们表现得很镇定,很正气。不久,就有警察把闹事的人驱逐出去,恢复正常了。我们对此类事是有预案的,美国接待方也高度重视,派出的保安随时随地跟着代表团,一起坐飞机,一起去赛场,我们住进旅馆,保安就在走廊的门口坐着,24小时值班。整个出访任务顺利而安全地完成了。

七、2011年重访美国,续写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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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破冰之旅”,哪里想到会在世界外交史上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2011年6月,国家体委通知由中国乒协组队去美国访问,纪念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
这次出访的团长是陆元盛,1972年的团员是我和梁戈亮、杨俊等,还带着两个年轻的张怡宁和刘国正。当时,我是从上海赶到北京去面签的,排了很长的队。杨俊很聪明,带了一本乒乓外交的杂志,上有一张我和她在联合国大厦打球的照片。快轮到我了,我说杨俊赶紧把杂志给我。签证官问:你去过美国吗?我答:40年前去过,是你们尼克松总统邀请我去的。签证官一脸惊讶,他很年轻,只有30来岁,那时还没出生呢!我赶紧把杂志递给他,并指给他看那个打球的就是我,他很认真地看后,高兴地说:恭喜你,你的签证批准了。
这次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密尔沃基,因为那里要举办全美国的乒乓球比赛。我在那里遇到了已在美国执教的张立和李振恃,几十年了,昔日的队友在异国他乡见面,别说多兴奋了。当年访问中国的美国运动员朱迪也来了,她还带来一本相册,展示了许多访问中国的照片。后来,朱迪也搞一点乒乓球器材的生意。在欢迎仪式上,我和朱迪代表中美两国运动员打表演,实际上不是打比赛,就是象征性地打几个球。此次重访美国,还要参加旧金山的一个论坛。从密尔沃基到旧金山恰好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主人安排代表团在船上出席一个规格很高的招待会,并观看独立纪念日的烟火晚会。旧金山的市长、前国务卿舒尔茨、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还有中华商会的顾问白丽娟女士等都参加了。白女士何许人?她是40年前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时的美方全程陪同,现任美中关系协会的副会长。许多美国人很早就在海边占好位置,等着天黑放烟火了。当然他们的烟火跟中国的没得比,扑噜扑噜没几下就没有了。不知是为了环保,还是不肯花大钱?
第二天,旧金山市长在市政大厅接见了我们和蔡振华率领的奥委会代表团,畅谈中美友谊。中午时分,每人发一个纸袋装的三层汉堡包,市长也一样吃汉堡包。在下午的论坛上,我和梁戈亮上台发言,回顾了中美“乒乓外交”的历史,以及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前景。最后一个节目是去洛杉矶参观尼克松博物馆,这里既是尼克松的出生地,也是安葬尼克松的墓地。从大门进去右侧有一条很大的走廊,左边摆放着一排中国和美国的国旗,右边放着尼克松走下飞机、与周恩来会谈,与毛泽东会见,游览长城等许多访问中国的巨型海报和照片。博物馆的馆长是尼克松的弟弟,此时,我手上拿着一张1972年尼克松接见时与我握手的照片,我开始不好意思拿给他看,后在旁人的鼓动下给他看了,他看了又惊奇又高兴。
回想1972年访问美国,我们都很谨慎,时刻叮嘱自己守纪律、听指挥,不能出差错,保证完成中美交流的任务。这次重访可就轻松了。1972年,我们看美国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很惊叹,很羡慕。现在,我们的城市也都发展起来了,高楼林立,高架纵横,真是换了人间。
今年,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了。我作为经历者和见证人,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历久弥新,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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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所经历的“乒乓外交”》载于《世纪》2021年第3期

责任编辑 | 周峥嵘
新媒体编辑 |  杨之立
编辑助理 | 钟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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